映象新闻

当前应建立各种社会保障机制，例如增加就业，大力帮扶弱势群体，关心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保障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各种权益，帮助贫困地区尽快脱贫等举措，有助于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

当代大陆新儒家重探华夏治理秩序史是对这一激进主义的积极矫正，但若轻易断定中国古代存在儒家宪政主义则属于矫枉过正，也是对自由民主宪制原理的过度发挥。第一，需要辨析传统儒家如何面对政治。

我们知道，建国后儒家屡遭摧残，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有所恢复，但也主要是在民间社会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而自发生长。虽然中国政制也已经历古今之变，早在100多年前就建立起现代国家，但关于政治的传统认知也还没有多少改变。我以为活在当今的孔子不会仅仅只是追溯三代，复古周礼，而会积极投入现代社会的转型，革故更新，塑造儒家的真精神。尽管在理想的学理论证上，存在道统—政统之分殊，但实际政治中发生的政统对道统的反向逆袭，乃至于凌驾其上，比比皆是。这套儒家治理秩序，在中国历史中虽然并没有构成一种真正制约君主权力的宪制力量，但在某些时候，也曾经达到了某种君臣共和的治理之道，例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于汉代政治，作为典范的宋朝君臣共治天下。

但儒家在面对政治和走向民间的双轨制复兴过程中，如何与自由主义现代政治相结合，如何完成道统—政统结构内部的现代性的宪制构造，如何对待民主、法治与人权，则成为儒家整体尤其是政治儒学当代面目、形象与历史定位的关键。笔者作为儒家思想价值的支持者，提醒儒家诸君审慎警惕，要时刻反问儒家需要何种政治，如何达致政治清明，如何推动自由民主的政治发展，而不是逞一时之雄辩，助长了另外一种非现代的政治图谋。我们希望通过告别，能在新旧世纪之交时，放下20 世纪最沉重的包袱，也就是革命神圣、革命必然、革命天经地义等观念的包袱。

我在会上作了百年来三大意识的觉醒及今天的课题的演讲。只是梁启超找到的救赎办法更多地着眼于群体性的民，但五四启蒙家们更多地着眼于个体性的人。5 月2 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举行公车上书，开始了维新运动。对此，他们曾引为自豪过。

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虽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经受战争失败的大刺激，因此，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便带上突发性的反帝—救亡的特点，其民族主义表现为强烈的民族义愤。但是，在新的阶级—国家面前却无能为力，一点办法也没有。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对梁实秋、杜衡的激烈批判，就意味着不容再把文学视为超阶级意识的人性存在物了。之后，他在与钱玄同的一次谈话中，又说：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所谓革命手段，就是用革命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13）。⑩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上就是把国家、种族、家族等作为个体的对立项，然后突出个人，这正是五四运动最大的历史功绩。

所有的政治运动，包括交心运动、斗私批修运动，都包含着心灵国有化的过程。到了文化大革命，国家变成所谓全面专政的工具。小说中的狂人，他既发现自己被吃，但又发现自己也吃妹妹的肉。鲁迅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未出现过人的时代，而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坟·灯下漫笔》）。

在世纪之交，中国也许能从自己一百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中找到自己的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对人性论的批判，其教训在于他们完全忽视文学超越性与永恒性的一面，把阶级性与时代性视为文学的唯一属性，也视为人的唯一属性。

这三次觉醒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的面貌和命运。他说，在甲午海战之后，中国的民族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当时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已不愿意在那些与民族富强需求相背的民族的过去气质中去发现价值。

⑤要挽救国家危亡，寻求强国之道，关键在于国民。关于这个问题，1992 年年底，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民族主义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曾经接触过。而阶级意识的觉醒，则是他们在人的意识觉醒之后又发现人可以进一步分解，即可把人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同年7 月，胡适又发表《贞操问题》攻击扼杀妇女青春的节烈观。梁实秋因怀疑文学的阶级性而被视为资本家的走狗。这种自我调整，包括大陆和台湾关系的调整，大陆内部和台湾内部各种关系的调整，也包括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是非常复杂麻烦的，绝不像革命简单地使用暴力语言那么痛快。

我注意到汪荣祖先生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回顾与展望》。我们所界定的革命，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与改良相对立的革命，它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进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

这一发现和分解，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书中发现的，而是从俄国的文学作品中明白的。除了付出个人自由梦之外，中国人民在一个世纪中还经历了深重的痛苦与灾难，经历了多次的内战和其他民族国家难以理解的政治运动，付出个人生命的巨大牺牲。

自食这一概念在鲁迅的散文《墓碣文》（《野草》）中出现过：所谓自食，就是自己吃自己，这是中国人更加悲惨的非人状态。这一点，大陆的知识分子的体会极为深刻。

1921 年，意识到这两条大义的还是极少数人，到了三十年代，这两条大义才被左翼作家和一大部份知识分子所接受。经济使不同的民族—国家走向联合、一体化，西欧就是例证。人—个体意识的觉醒 近代启蒙思想家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就是他们把国家从天下与朝廷的意识中分解出来，然后又使国民走上国家的主体地位。父辈的礼教吃人，四千年被仁义道德包裹着的祖辈文化吃人。

在争论中，鲁迅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他无端地挨打，本应反抗，但是，他立即又萌生出小子打老子精神优胜法吃掉自己的反抗意念。

第一次是从19世纪末到20 世纪初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阶级意识的觉醒带给中国思想以空前深刻的变动，这种变动不是本文可以言尽的。

基于这一点，美国哈佛大学的史华慈（B.Schwayz）教授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的著作中相当准确地作了分析⑥ 汪荣祖先生的文章注意到一百年前与一百年后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也就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们所发现的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强国在今天已不能成立，而且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强国可以搞垮中国，因此，今天讲民族主义不应再带有反帝和救亡这两个特点，不应再以反帝的民族义愤来解决中国问题，而应当注意到中国人自己可能搞垮自己的问题。

鲁迅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未出现过人的时代，而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坟·灯下漫笔》）。这一讲演用三大意识（即民族—国家意识、人—个体意识、阶级意识）的觉醒概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目的是在说明告别革命观念的历史语境和思想语境。⑩ 郁达夫：《创造周刊》第六号，1923 年6 月1 日。这样，从上一世纪觉醒的民族—国家意识便被阶级—国家意识所取代。

同一年中，鲁迅也发表《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也攻击节烈与孝道，共同为妇女和儿童的尊严与地位请命。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我们相信，如果通过经济发展的互利要求而形成经济共同体，那么，就自然会找到政治共同体的途径。

二是易卜生妇女意识非常强烈。但曹雪芹只是个人的独特发现，只有到了五四，才划时代地发现女子的价值。

他说：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一极端的观念一提出来即震撼中国。